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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名义所关”的彭家屏案

         彭家屏“私藏禁书案”是乾隆朝文字狱案中的一个,此案蹊跷之处在于,曾经身为清廷封疆大吏的彭家屏是在与之并无关联的另一起“私藏禁书案”案发后,莫名其妙地被怀疑,被“查获”,进而被定罪赐死。查该案细节,有不少疑点,其复杂的背景和个中原委值得思考。

    彭家屏,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雍正八年(1730年)出任山西道御史,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历任江西、云南、江苏布政使,之后以病请求致仕,两年后案发。

    莫名罹祸

    彭家屏私藏禁书案发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时彭家屏已退休。这一年春天,乾隆帝于南巡途中召见了赋闲在家的彭家屏,问及家乡事务时,彭言其老家河南夏邑及邻县上一年水灾严重。乾隆求证于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并命二人一同查勘,而巡抚回奏虽有灾情,但并无大碍。乾隆遂未对之深究。然而继续南巡到达徐州后,乾隆发现这里有大量因水灾而流离失所的饥民,“鸠面鹄形”,非常凄惨,念及徐州与河南接壤,两处灾情极有可能相似,乾隆帝急派身边随侍扮作商人前往河南,密行访查。

    而后,在乾隆结束南巡返京城时,于徐州、邹县两地连续被拦驾叩阍,呈状人均是夏邑人,所诉皆是河南省、县官员瞒报灾情及救灾不实之事。河南水患情形到底如何?乾隆帝一来惑于灾情真相,一来不满于小民拦驾,同时,又疑于两起拦驾事件的人物、时间、内容的高度吻合,于是旨令对叩阍者秘密调查,探究其背后主使及动机。此时,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随侍呈上报告:河南省水灾四年不断,上一年尤甚,情况严重。而叩阍事件的调查也很快有了结果,两起御状的背后果然有主使者: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

    乾隆闻知灾情后大为恼火,他立即对河南省自巡抚以下各级官员一一作出处罚: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赎罪;布政使刘慥交吏部严加察议;水灾四县的知县革职拿问;其主管的道、府长官,俱令查参议处。与此同时,乾隆派随侍赶赴夏邑县,进一步查究教唆御状者。

    在查讯段昌绪过程中,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此案的查办方向发生了变化。夏邑知县孙默亲自前往段昌绪住处索拿案犯时,在其卧室中搜到了吴三桂反清檄文一张,内容“极其悖逆”,而段昌绪在文中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得知此事的乾隆帝瞪大了眼睛:“丧心毒恶,居心叵测至此!”他立即决定改变办案重点,开始“缉邪”。缉邪,即惩治思想异端,这在清初以来一直是统治者高度关注的政治话题,清初文字狱案皆因此而发,凡一切冒犯满清政治的言论、文字,皆被以反逆罪严加论处,无论确有其事,抑或牵强附会。这一次发现的“伪檄”,令乾隆帝警觉起来,他马上发布谕旨,停止执行两天前对河南省大小官员作出的处罚决定:巡抚图勒炳阿留任河南,夏邑知县孙默因搜出了伪檄文被赞以“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俱免革职拿问,仍留原任。图勒炳阿并被委派与直隶总督方观承一同查办禁书,乾隆谕旨两位大员:此事关系人心风俗者甚大,务必逐一根究,不可草率了事。

    查案的目标由“匿灾不报”调转到私藏禁书,这一颗改变了方向的子弹,很快射向了退休在家的彭家屏。

    《清实录》中记载,缴获“吴逆之檄”后,乾隆思忖,段昌绪家既有此书,传抄何自?此外必定还有收存此书者……马上,彭家屏进入他的视线:“即彭家屏家恐亦不能保其必无”,于是,他回京后立即召彭家屏至御前亲自问讯,并同时再谕刚刚复职查案的图勒炳阿,令其即往彭家,“严行详查。”彭家屏在圣上“诱逼”之下承认了自己家中藏有明末野史等三种书,但派人去家中收取该书时,发现已被其子销毁,其中内容已无从知晓。继而,查抄者又从其家中发现彭氏家谱一本,名《大彭统记》,被认定为狂妄悖逆的证据。彭家屏被赐自尽,家产被抄;其子彭传笏被判斩监候,后以“子为父隐”,免死。

    “私藏禁书”之罪

    彭家屏的罹祸可谓旦夕之间,其中原委也颇为让人费解。乾隆帝发现了段昌绪藏有禁书后,为什么联想到了彭家屏?彭家屏最终的杀身之祸究竟起因于何时、何事、何人?

    后世有人认为,彭家屏之获罪,乃因其身为缙绅而过问政治。台湾版的《清史稿校注》便持这一观点:“家屏以缙绅言利病,皆足以掇祸。罗织文字,其借焉者也。”

    也有人认为,彭之罹罪,是因为他被乾隆帝认定为前述两次夏邑县民叩阍事件的真正幕后主使——两次叩阍所诉内容与彭家屏御前所奏灾情一事完全一致,出于直觉,乾隆帝怀疑这位曾经的高官,如今的乡间缙绅,此前仕途未尽如意——久任布政使十四年未获升迁,而月初所奏河南灾情又未受圣上关注,自然不肯罢休,联络生员,唆使小民拦御驾告状顺理成章。这种怀疑,在案件审办过程中,直接被乾隆作为事实来陈述:“正夫本地缙绅,遇有地方公务,主持教唆,已属越俎多事。”乾隆帝一贯反感小民叩阍言事,认为此为刁民之风,不可助长。他曾就夏邑县民拦驾之事如是谕示:州县官办理赈灾不善,本该静听该管上司查参,如何需要小民“引类越疆,连日渎诉”,他令官员晓谕百姓,“务各安分,守淳良旧风,毋为莠民所诱,凌嚣冒妄,自干罪戾”。基于此,乾隆在前述处理匿灾不报的失职官员时,还特发谕旨作出说明:河南灾情及巡抚、知县之罢斥,是圣上密访所得,与彭家屏呈奏及刁民之拦驾呈诉无关。这与乾隆帝在最初彭家屏面奏灾情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也完全一致:尽管当时另外询问了大员张师载并证实了彭家屏所言,而且认为“张师载系老实人,自当不作诳语”,但乾隆仍然起驾南下,未对巡抚图勒炳阿有任何动作。“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权威与秩序不容侵犯,刁民之风必须遏制,如此认知,乾隆帝怎么可能对幕后教唆的彭家屏轻易放过?

    以上分析各有其合理的逻辑,或者说二者事实上均可能对彭家屏的罪罚产生影响。而事实上,除以上原因之外,官方记载中彭家屏最终被处死的罪名,是私藏禁书。长期以来,彭家屏案都被归入清代“文字狱”档案,是禁书,触碰了乾隆帝的政治敏感神经,给彭家屏招来了灭顶之灾。

    彭家屏最初以“嫌犯”身份出现时,罪名即是私藏逆书。在段昌绪家中查出反清书籍后,乾隆认为,夏邑地方民心堪忧,反清之风仍大有市场,身为夏邑人的彭家屏断难摆脱干系,因此,要深入查究,摸清传抄去处,以尽根株:“该处既有此等丧心之徒,忍将伪檄抄录赞赏,则其风俗人心之敝坏,已可概见。”在彭案办理过程中,乾隆不停地发出旨令:“(彭家屏)主持教唆……其过犹小,若于名义所关,稍有干犯,则其罪更大。彭家屏身为大员,非寻常愚民劣衿可比。”此处乾隆所言“名义所关”,即指其私藏禁书一事。乾隆帝指责办案大员工作不力:“主使(教唆)之罪轻,收藏逆书之罪重。该督等不详究收藏逆书实迹,专以刘元德控告一节,定彭家屏罪案,殊失轻重之宜。”当确认彭家屏所交待的藏书已被烧毁,乾隆帝对此案作出了判决:私藏禁书,但查无实据,“罪疑惟轻”,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而不幸的是,很快,乾隆帝收到了办案人图勒炳阿呈上的一份“补刀”的证据——彭氏家谱《大彭统记》,图勒炳阿言称其中多处狂悖。乾隆为此另下谕旨:“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至阅其谱刻于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号与朕御名,皆不阙笔……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这位自称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的皇帝,这一次给他的老臣彭家屏下发了赐死命令,要他即刻自我了断,不待秋后。

    彭氏案的政治背景

    缙绅干政、教唆叩阍、私藏禁书,究竟是哪一条罪状让彭家屏性命不保?或者还另有他因?

    从彭家屏案查办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及乾隆的一再表态看,彭氏最终的死罪判决似乎早已注定。

    第一,段昌绪私藏禁书一案本来与彭家屏毫无关联,乾隆帝却硬将彭拉入这一动辄死罪的政治案件中。而如此大案的启动,对彭家屏的讯问、抄家乃至最终定罪,并没有真凭实据。当得知彭氏所交待的明末野史等书已被销毁,书中有无反清言论已无法查验的情形下,乾隆主观作出如下表态:“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钞藏者,自系诋毁悖逆之词”,可见毫无为他开脱之意,一意构罪。

    第二,委派查处彭案的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此前刚刚被彭家屏“举报”——彭氏面奏灾情,实际上同时是在揭发该巡抚隐匿灾情,这一举动显然已结怨于图勒炳阿,而乾隆帝偏偏旨令后者查案,其心思令人怀疑。怨者报怨,是为常理,乾隆对此十分明了。在彭家屏面奏灾情后,乾隆没有立即追究图勒炳阿的讳灾之罪,但他提醒这位巡抚:“不得因此挟嫌,借事报复。”乾隆这么快就忘记了两人之间的过节?

    彭家屏忠心服务于乾隆一朝,当了十四年的封疆大吏,可谓劳苦功高,而乾隆所为,显然有失君臣之情义,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乾隆帝对这位曾经的股肱大臣下了杀手?回顾彭家屏的仕途经历,会发现这一案件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它是乾隆时期打击党争行为的一个部分。

    乾隆帝痛恨朋党,其执政早期,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因久居高位,依附者众,被乾隆认定为各有其朋党而着力加以解决。这一过程中,另有一位重臣李卫,虽未曾引朋结党,却也被卷入其中。李卫,雍正朝重臣,雍正十年(1732年)后出任直隶总督,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去世。在雍正年间,这位“才优干练”的大臣曾与鄂尔泰不知,乾隆初年,李卫在一封奏折中对鄂尔泰的门生——时任湖广总督的史贻直有批评之语:“虽有聪明才情,而居心最巧,性好奔竞”,其对鄂党成员的不满可见一斑,这一点,使他成为乾隆对付鄂党势力的工具。

    而彭家屏,是李卫所赏识和举荐的属下,正是由于李卫的举荐,彭家屏由直隶清河道升任湖南按察使,进而步入封疆大吏队伍。升任湖南按察使,也是乾隆在查处湖南衡永郴道许登瀛(史贻直的一位姻亲)贪腐案时的一个任命,这是乾隆帝旁击史贻直及其背后鄂党势力的一个安排。彭家屏没有让乾隆帝失望。三年后,他的仕途又上了新的台阶,出任江西布政使,在长达九年的任期里,彭家屏获得几任江西巡抚极好的考评,并蒙乾隆帝频频召见,赏赐有加,但是,升迁的消息一直没有来到。之后,他再转任云南布政使三年,江苏布政使一年。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他先后遇到了两位堪称“政敌”的上司:两江总督鄂容安和尹继善,前者为鄂尔泰的长子,后者则与鄂尔泰有姻亲关系——尹继善之继室为鄂尔泰之从女。尹继善对时任布政使的彭家屏显然不够友善,他对彭家屏的考评是:“才具可用,情性多偏,与地方之事循分办理,不能实力筹画”。其实在此之前,彭家屏已渐渐失去了乾隆的信任,他的不得升迁即是证明。在江苏任上,乾隆对他的冷落更加明显,乾隆直言:彭家屏只以居布政使之位最久,未得升迁,“心怀怏怏,不肯努力耳”。眼看仕途无望,并已为圣上所不满,彭家屏选择了告病返乡,官场生涯就此结束。

    从以上记载来看,虽然可能并非出于主动,彭家屏确实曾卷入了党争,他与李卫的关系及对鄂党成员有意无意的攻击,是他后来仕途受阻的原因。乾隆帝在处罚彭家屏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平心而论,鄂尔泰父子,虽未必能比古良臣,而较之李卫,其相去何啻霄壤,是彭家屏之倾险狡诈,已可概见。”鄂、张党争已经过去,而曾经参与其中的人还是要为过往付出代价。

    所以说,彭家屏最终被定死罪应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如果没有后来的奏言灾情一事,安居乡野的彭家屏应可以躲过最终一劫;同样,没有之前的党争渊源,他的仕途和晚年生活也应更加安稳。而无论如何,仅从文字狱案本身来看,彭家屏是冤枉的。民国时期,在彭氏后人的多方努力下,冤案终获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