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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取必名士”的是与非

       “十年寒窗无人问,金榜题名天下知”,籍籍无名的寒门士子头悬梁、锥刺股,埋头苦读十年,终于一举高中,名扬天下,这是传统社会的科举给今天人们的印象。然而科举作为我国古代行政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在产生之初,它却并非这般景象:寒门士子若是只知埋头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就一定不可能高中。因为当时科举考官只录取知名士子,不录取籍籍无名之辈,这就是“取必名士”。

    韩愈为何难中举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

    这已经是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此前贞元三年、四年、五年,韩愈曾三次参加进士考试,均以失败告终。落榜的原因应该不是他的文章不行。韩愈是孤儿,由寡嫂抚养长大,自幼“刻苦学儒”,“日记数千百言”,年龄稍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新唐书·韩愈传》)更何况在参加进士考试之前,韩愈从一些朋友那里拿到了历年礼部考过的诗、赋、策等试题。看过这些“真题”后,韩愈认为自己“可无学而能”。(韩愈:《答崔立之书》)结果却是连考三次未中,莫名其妙地败在了他认为很简单的试题下。

    真相是他的名气不够。唐代科举尚未完全摆脱汉代以来察举选士的影响,能否考中进士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答题的水平,考生的名气更为重要。考官倾向于录取自己听说过、有印象的考生,最好是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的才子。虽然,读书人的名气终须以才学为本,但光寒窗苦读是读不出名气来的,关键是要得到文坛同侪、前辈甚至朝廷的达官贵人的认可和推荐。为此,全国各地想考进士的士子一齐奔赴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长安,参加各种聚会,争取露脸的机会,“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他们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给硕学通儒、朝中公卿传阅评判,展示自己的才学,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文坛地位和影响力,为将来进士考试中第奠定基础。

    韩愈亦不能免俗。其实在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之前,他就想通过族兄韩弇获得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因故没有成功。在三次科考失败后,韩愈认为自己落榜不是文章不好,而是未遇到伯乐。为此,他“投文于公卿间”,并写下《为人求荐书》,称自己“生于匠石之园,长于伯乐之厩”,希望能得到“伯乐”和“匠石”的引荐。韩愈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旧唐书·韩愈传》)公元792年他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第。

    从德为才先到取必名士

    唐代科举取士重视被录取士子的名气,既是汉代以来察举制度之遗留,从长远看,则是儒家德才并举、德为才先人才观的延伸和体现。

    儒家倡导贤人政治,主张由德才兼备的“君子”来担任官职,认为“君子”既应该拥有渊博的知识,更应当具备完善的人格和理想的德行,“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上》)西汉中期之后,儒家的这一主张逐渐演变成察举孝廉的具体制度:地方州郡长官根据乡闾评议和推举,向中央推荐孝子廉吏,由中央考试后授予官职。察举制度的重心是推荐,被推荐后才能参加中央的考试。如何获得推荐?理论上讲,是具备儒家要求的以“孝”为本的品德修养,实际操作则是通过乡闾评议和推举,在地方上具备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正面声望,进而获得州郡长官的了解、认可和推荐。换句话说,首先要有名气,否则再怎么忠孝节义,州郡长官也不会推荐你,因为他根本就无从了解你。由此,儒家德才并举、德为才先的人才观,在察举孝廉过程中自然而然演变成名为才先、“取必名士”的实践。

    汉末以降,察举制度日趋腐化,“德为才先”“名为才先”变为“以名取人”甚至“以族取人”。“察孝廉父别居”以及“四世五公”“累世簪缨”门阀豪族的不断出现,说明察举已不仅是名实相悖,更沦为营造宗族和私人政治势力之器具。魏晋之后,九品官人法取代了察举制,朝廷任命的中正官取代了州郡长官,行使品评本地人才并向朝廷推荐的权力,虽说中正官品评人物的内容包括家世和个人的品行才能,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的迅速出现,再次表明任何形式的推荐都容易偏离其全面选拔人才的预设目的,相反沦为安插私人培植私党之工具。其后隋唐王朝废除了九品官人法,改行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允许士子自由参加考试,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推荐。

    尽管如此,汉代以来推荐应试的影响依旧残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官方思想体系,儒家德为才先的人才观一直对朝廷选官发挥着深刻影响,不断有大臣认为不能仅凭一时考试成绩取士,而应对应试士子的德行声望进行事先审查并进行推荐。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于省……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屡请罢进士科。上述主张虽未被朝廷采纳,对应试举子德行声望的重视及实质审查却贯穿在从进士科到吏部选试的录取过程中。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冀州张昌龄、王公谨虽有文名,吏部考功员外郎却以二人“华而少实”而黜落。晚唐诗人温庭筠,亦是因“薄于行”而“数举进士不中第”。(《新唐书·温庭筠传》)表面上虽然取消了考试前的推荐环节,允许士子自由应考,录取的时候却要看考生的德行声望。对应试士子来说,参加进士考试不需要名气,要想考上却需要先具备足够的为朝廷和士林认可的名气。这正是儒家德才并举、德为才先的人才观在科举时代的延伸和体现。

    名气是如何“炼成”的

    单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重视名气并没有错。因为若完全以考试成绩取士,极有可能会把一些品学兼优但临场发挥差的士子不适当地淘汰掉,却把一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应考的平庸愚钝之辈录取进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十年寒窗无人问”从来就不是先贤倡导的正确读书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千友才是读书成才的正确路径。盛名之下,必无虚士。一个人才名远扬,即使其名实不完全相符,也必定是有几分真实才学的;一个人以品行端正而著称,即使其日常孝悌友爱的表现难免有矫饰的成分,但“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录取在德和才方面都有一定名气的士子当然比录取毫无知名度的士子靠谱些,更可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名气?按理说,一个人有真才实学,并且获得士林同侪的了解和认可,自然就会变得有名。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要获得同侪无条件的赞誉并不容易,何况并非所有的赞誉都是等值的,来自文坛名宿尤其朝中达官贵人的举荐更能大幅提升一个人的知名度,更能对进士考试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为了快速增加自己的名气,顺利考上进士,各地士子齐赴长安,四处聚会,八方钻营,奔走于公卿门下,“栖栖远方士,读书三十年。业成无知己,徒步来入关。长安多王侯,英俊竞攀援。幸随众宾末,得厕门馆间”。(白居易:《续古诗十首》)各种钻营请托充斥其间,早已背离了“得天下英才而提携之”的本义。唐中期之后,科场屡发弊案,大都与这种以举荐为名的奔竞请托有关,“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封氏闻见记》卷3《贡举》)郑覃称进士“浮薄”,李德裕指责进士“附党背公,自为门生”,(《新唐书·选举志上》)其实皆是士子们为修炼名气考上进士而不得不为之举。

    毫无疑问,在名气的修炼上,公卿子弟较寒门士子更具优势。寒门士子“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白居易:《悲哉行》)他们首先必须打破各种无形的精神枷锁,勇敢地踏入他之前从未接触过甚至想象过的社交圈,周旋于公卿名宿之间,以恰当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才华。但即便如此,要得到公卿名宿的认可和推荐仍不容易,因为它有时并非基于士子本人是否有才华,而是基于其背后是否有资源。相反,公卿子弟从小在父辈的熏陶下谙习朝廷故事,结交官场人物,接纳士林同侪,“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通典》卷15《选举三》)他们在社交方面一般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关键时刻更能得到家族的资源支持,更容易得到公卿名宿的力荐,迅速积累起考中进士所需的名气。根据《登科记考》、登科记考补正》及金滢坤、周腊生、许友根等学者依据新出土的资料的增补,唐代进士及第且可以通过父祖确定家庭出身的士子中,官宦家庭出身的占大部分,贫寒家庭出身的只占极小部分。人们所熟知的唐代诗人中,大凡书香门第兼官宦家庭出身者,科场皆较为顺利,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杜牧,而贫寒或家道中落之官宦家庭出身者,则时常科场蹭蹬,如孟浩然、杜甫、韩愈、李商隐。唐代科举虽撤除了考试之前的推荐环节,录取过程中的“以名取人”“取必名士”却仍不可避免地偏移到“以族取人”的轨道上去。

    结语

    “一考定输赢”确实不能全面选拔人才,但“取必名士”作为一种设置在录取过程中的隐性的推荐程序,同样很难避免滑向“以族取人”的轨道。其实先贤早已指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人才从来就不是凭一次考试就能选出来的,而是在工作实践中反复历练并通过多层次的考核奖惩程序筛选出来的。就选拔人才而言,科举只是完成了初步的“海选”,其更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以及通过对考试内容的选择和控制,壮大正统思想体系。

    要实现这些更为重要的功能,考试本身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这正是唐之后科举取士不看考生名气、完全看考试成绩的原因。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